1939年8月28日清晨，延安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这架飞机原本是为了送周恩前往苏联接受胳膊手术而准备的。周恩来在骑马时意外摔伤了右臂，病情拖延至今，急需返回莫斯科治疗。然而，中央临时决定让李德借此机会回到苏联述职。这个决定来得出乎李德的意料，他早上才收到张闻天传来的命令纸条，上面只有简短的指示：“速来机场，飞往莫斯科。”李德连准备行李的时间都来不及，便跳上马向机场奔去。他的妻子李丽莲追到机场，恳求一起前往，但因没有苏联的签证而当场晕倒在地。

机场上聚集了约一百多位前来送行的人，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和邓颖超。毛泽东与李德握手道别，语气平淡地说了句：“一路平安。”尔后，他未再说出其他更多的话。李德心中不免感到失落。他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到1933年成为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然后是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再到后来的延安担任几年的军事教员。他作为“走完长征的唯一西方人”，理应得到一些认可和感谢。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说出一句“谢谢”，这让李德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遗憾，成为他一生难以忘怀的经历。

究其原因，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冷淡？这需要从李德的历史说起。李德的真名是奥托·布劳恩，生于1900年的德国慕尼黑，曾因参与革命活动而锒铛入狱，后来越狱逃到苏联，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1932年毕业后，共产国际原本只是要求他去中国送一笔资金支持给在上海的情报团队，任军事顾问并不是他的初衷。然而，当他到达上海后，正巧遇到了刚踏入中央领导岗位的博古。博古见他有着“国际背景”的洋人，认为他能为自己的威信加分，因此将李德邀请至瑞金，并将其包装成“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尽管他根本没有指挥权。 千亿球友会

这一决策也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了隐患。李德凭借在苏联军校学来的理论知识，却完全没有在中国战斗的经验，意外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决策权。他的指挥风格简单粗暴，往往仅仅是在地图上划出线条，设定时限便要部队去打，完全不顾战士们的体力需求及行军的环境条件，事实导致了惨重的后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的“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在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时损失惨重。在广昌一役中，红三军团就损失了五千名战士，彭德怀借机立刻对李德表示愤怒：“崽卖爷田心不疼！”意即李德作为外来者，完全无视前线将士们所付出的牺牲。

长征的开始使情况愈发复杂，李德坚持“大搬家”式的迁徙，他带着笨重的印刷机和X光机，导致部队行动缓慢如蜗牛。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的力量从原本的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人，最终在渡江时，红五师的指挥员几乎全体作战殉职。尤其是在湘江战役后，李德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未能及时执行其决策的下属，这进一步引发士兵们的怨恨与不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直接批评李德，强调：“路是要用脚走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当然打不好。”李德在那一刻被剥夺了指挥权，从此沦为红军的“局外人”。尽管李德几次请求归苏联，王明却劝他千万不要返回，声称苏联正在进行肃反，可能会被流放甚至处以死刑。这并非危言耸听，李德在《真理报》中常见那些熟识的人的名字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 千亿球友会

因而，当共产国际在1939年发电报要求他回苏联述职时，李德的内心既感到被抛弃，又充满了对未来命运的恐惧。在送行的时刻，毛泽东陪他，这虽然是礼数，但毛泽东在李德面前所能表达的极限，仅止于“一路平安”四个字。毛泽东引导的中国共产党已在逐渐摆脱对共产国际的绝对依赖，要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遵义会议标志着共产党在军事和组织问题上自主决策的首次成功。而李德，恰恰是这一“错误路线”的象征，毛泽东对他的默默疏离，不仅是对过去的断裂，亦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将迎来更为崭新的未来。

李德回到苏联后，不久便接受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审查，他在经过反思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态度比在遵义会议上显得宽和多了。最终的结果是：错误虽有，但免受处分，不过不再重用他，安排他从事出版工作。此后，他参与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战后则担任翻译，并于1956年去世。